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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医药还算作中国具有竞争潜力产业的话;如果国家还力图创新努力挖掘这一潜力的话;如果还有骨气赶超遥遥领先的日本中药地位的话;如果对全球40多亿人使用植物药的市场跃跃欲试的话,那么,政府就应该把中医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而重点鼓励并加速发展,政府加大重视和投入中药产业的理由十分充分。
 
1、中药已成回归自然的国际时尚
 
英国查尔斯王子在其庄园自己种植中草药, 自己配方制做草药产品,且上市销售火红。他是个性光明自由和健康积极并稳定的人,天性对土壤、自然、创造有兴趣,除了草药外还创造了“公爵原味”(Duchy Originals)食品和护理品等。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草药需求市场,政府批准了300多种植物药供国民消费,3.5万名医生使用草药。
 
美国民众非常了解西药的副作用,75%民众用植物药,成为植物药市场世界第一大国。
 
寻求自然草药来治病、健身的时尚在近十年越来越风靡世界,作为中草药的发源国和古代经典博大精深的民族,我们没有理由远远落后于实力强国。而重中之重是政府须力推该时尚。
 
2、改良土壤是政府之责
 
根基于较好土壤环境而生长出的道地药材,很多国家对其土壤、空气环境有明确要求。我国土壤被破坏情况十分严重,而改良成本大且时间长,我国又面临人多地少且质量差,土壤健康不仅关系到粮食安全,更关系到中药产业的发展,没有优良的土壤就没有竞争力的中药产业,就会丢掉民族最大的瑰宝。
 
欧盟GACP 要求:“受到淤泥污染的土壤不能种草药,尽量避免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若要使用,必须做到:(1)厂家、 权威部门认定的最小有效量;(2)农残应符合《欧洲药典》《食品法典》《欧洲指令”。
 
《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明确了要设立国家土壤污染防治基金,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因而,政府有责任承担大部分成本。
 
3、政府投资才会提高中药产业的整体实力
 
种子栽培研究和技术都掌控在国家机构手中,民营企业无福享用到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中药材的科学专业种植已成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一环。日本学者将生物学和遗传学应用到了中药材的栽培和种植上,现已贮藏了全球1500多种中药种子引种栽培,政府十分重视中草药源头资源,利用各种技术和手段强大草药源头的实力。
 
而我国草药种植企业和农户根本没有力量奢求这种科研成果和境界。
 
另一方面,中药初加工我国与需求国的差距较大。外国对中药初加工基础设施要求较高、投资也大。欧盟及日本GACP 要求:原药材不宜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在自然干燥过程中,应当将药材置于与地面隔离的晾晒架上,而不应在地面上直接干燥…应根据药材的药用部位,如根、叶、花及它们的活性成分特征选择合适的干燥条件:干燥热源为丁烷、丙烷、天然气。而我国竟连上乘的三七都是在地上直接燥干的。
 
因而,只有政府参与投资才会提高我国中药产业的综合实力。
 
4、中药产业是“一带一路”可持续性的战略武器
 
中药,通过古丝绸之路走向了欧洲、中东,是商道贸易的中重要组成部分。而亚洲国家又是中草药出口额最大地区。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长期性、复杂性、风险性的系统工程,不能仅靠基础设施建设支撑,而能够长久支撑这一国家重大战略实现的莫过于中医药产业。
 
欧洲的老龄化比较严重, 65岁以上的意大利人占居了20%以上,因而,药品、健康成为社会性的大问题,老龄化危机对制药产业的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对老年疾病治疗药物的需求急剧增加。中药在老龄化国家越来越受欢迎。
 
日本为摆脱草药原料对中国的依赖,已经在缅甸栽培草药上百种,其数量是草药进口量的10%以上,并且在阿塞拜疆、高加索地区种植甘草,建设了提取甘草次酸工厂。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在充分利用中药精华的基础上创新,并在欧美申请了很多植物药的专利,这使本属于中国原创知识产权的中药,成为了他国的资本,这给我国中药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障碍和经济损失。
显然,政府应将中药产业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可持续性战略统一起来,不仅在立法上体现,更应在财政政策上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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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琰

彭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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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琰博士:海元律师事务所&数析资本董事长,工商管理博士,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硕士,是中国最早实践与研究环保农业、食品健康、文化时尚产业的法律与投资专家,为国家立法、政府政策、产业创新做出了贡献。曾任中国国际包装贸易公司总助,海口实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中农信北京证券部副总兼总法律顾问。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理事、沈阳大学教授、世界产权贸易学会理事、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理事、中华杰出女性协会理事、柳州仲裁委仲裁员。微信:13901252102,haiyuanlawoffice mail:hy@haiyua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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